在新千年伊始之际，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站在未来的前沿，掌握着各项新技术和全球GDP的最大份额。但在本世纪前十年结束之时，这些经济体大多处境艰难，而经济主导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政治影响力，已开始向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

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0%，是美国的5倍，这种差距在中国与发展缓慢的欧洲之间更为明显。但纵观历史（比如上世纪70年代），周期性 出现的经济发展缓慢，都会继之以经济复苏。因此，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思想问题。这种弊病被英国作家奥斯汀·威廉姆斯（Austin Williams）称为“缺乏抱负”。

 “缺乏抱负”的弊病折磨着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根据盖洛普公司（Gallup）近期进行的调查显示，严重的悲观情绪束缚了西方国家的行动能力，而相比之下，乐观情绪不仅出现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还出现在孟加拉等非常贫穷的地方。

态度非常重要。从阿联酋到新加坡和中国，这些非西方世界的新兴国家，正在建造拥有令人惊叹的新式建筑和先进的基础设施的城市。它们的企业家也在全球各地拓展其业务。

当然，你可以对迪拜等地令人难以忍受的过度建设嗤之以鼻，但西方世界应该更加重视它们的远大抱负。的确，在大萧条期间屹立而起的纽约帝国大厦，曾在多年中 都被戏称为“空国大厦”。如今，出生伊拉克的贾拉比（Istabraq Janabi）等有远见的房地产开发商，正计划在伊拉克拉马迪等动荡地区建设令人难以想象的新建筑。

这种抱负上的差异，在被当作全球经济门户的机场里也清晰可见。在约翰·肯尼迪机场、希思罗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或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那些20世纪晚期 的建筑和技术已黯然褪色，破旧不堪。相比之下，迪拜、香港和新加坡的机场则干净整洁，拥有超现代化的设施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

西方国家在太空探索领域的退缩，更加凸显了其志向的短浅。如今，在该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欧洲和美国，正在缩减宇宙探索计划，其中包括登月计划。奥巴马 总统希望美国宇航局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方面的课题。相比之下，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已经开始着手登月甚至更加长远的计划。

这种差异与资源无关，而是由于西方国家越来越相信发展是假象，或者如同英国学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所言的“进步是虚幻”。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缔造者和学者，如同美国共和政体的缔造者和学者，都单纯地相信人类以及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潜力。但如 今，我们的知识和政治阶级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西方政治被两种极其落后的思想所控制。一种是狭隘的保守主义，这种思想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期，当时西方大国所面临的挑战只有问题丛生的苏 联。布什执政时期那种以武力推行民主的理想化而有缺陷的做法已经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痴迷于驯服臃肿的公共部门。虽然这种关注或许有正当的理由，但从根本上 讲，这种痴迷与其说是主动而为，不如说是被动而为。

曾经自诩为科学理性主义堡垒的左翼人士，现在日益信奉新德鲁伊教，也就是自然崇拜的世俗形式。这种趋势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限制增 长”思想。该思想预计（大部分错误），地球即将耗尽从食物到石油的所有资源。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已将这种悲观情绪变成了理论，而碳排放甚至被当作一种原 罪。

新左翼的反进步天性显而易见。《卫报》的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指出，环保主义者不是寻找可以控制气候变化的方法，而是投身于“重新定义人性的战斗”中。蒙比奥特认为，经济增长时代将迎来不可避免的结 局：“英雄主义时代”之后是“发展者”的减少和“抑制者”的增多。

欧洲，尤其是英国，正因为这种思想上的焦虑而痛苦不堪。欧盟曾经被其领袖和美国追捧者誉为新的强大力量，但如今其文化和历史都在消融。适应力强的北欧国家 （就像中世纪晚期的商业贸易国家）与外围那些适应力较弱的国家之间的分化，令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地控制难以负担的福利政策，同 时保证不致令社会陷入动荡，除此之外，它们似乎已不再有能力做其他的事情了。以前，移民曾被看成是欧洲人口和文化的解救者，但如今却被广泛视作是欧洲经济 和社会健康以及安全的威胁者。于是，曾经受到珍视的多种族“新”欧洲的想法，也随之消融了。

在美国，这种失败主义情绪通常不那么流行。但“进步的”美国左翼人士正日益向其欧洲同仁们靠拢。奥巴马的科学顾问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长期提倡“低速发展”理念，也就是故意减缓发达国家的发展，以便保护环境。容纳美国1亿新增人口所必需的关键性基础设施，比如西部的新 水坝，国内大量天然气储备的智能化开发以及建设新的城市、机场和港口，都不是两党政治纲领中的核心。如果激励措施得当，这些基础设施可以通过私有渠道获得 大部分融资。

幸运的是，西方国家的衰退并非不可避免。中国、印度、越南、巴西和南非，这些国家都理应迎来阳光明媚的日子，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或欧洲就应该处于阴影之 中。西方国家仍然拥有全球大部分的高新技术和领先企业，欧盟、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GDP总和达到33万亿美元，是中国和印度之和的近5倍。

目前的金融危机应该被视作是一个警告和激励，我们必须重新致力于经济发展，但前提是西方必须重拾对未来的信心。这并非意味着回归从前的那种殖民态度，而是意味着要更加珍视西方国家在人性、物质和政治上的独特优势。

只有美国，这个迄今为止最富有、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西方国家，才能引领西方的复兴。首先，美国依然是全球主要的移民国度和最多元化的大国，这使得美 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不断演变中的国际社会的中心。芝加哥大学学者提托·萨拉吉（Tito Sananji）指出，虽然移民带来了某些严重问题，但美国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似乎在教育移民方面比欧洲国家做得更好。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拥有各种资源和最关键的食物，而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可以令它们受益匪浅。北美和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奉行新商业主义的荷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仍然在众多的工业、技术和文化产业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如果这些西方国家戮力同心，就可以超出人们的预想，更好地塑造世界的未来。要在本世纪做到这一点，西方国家必须重拾以前那种令其实现巨大发展的“动物精神”。

译 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