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6期 2010-12-24
近期，凤凰周刊在北京饭店举办了“现在与未来-中国时局展望高峰论坛”。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文艺评论家陈丹青、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总代表叶雷从自身情怀出发，在论 坛上表溢忧思。现将六位嘉宾演讲删减后刊发，以飧读者。
法治有些倒退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人治到法治这个问题，从三十年的角度来回顾的话，总的来说解决得不错。但是，最近十年来，我认为在法治的问题上有某些倒退。
为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因为自从社会治安出了比较多的问题之后，中央当时提出来稳定压倒一切。那么，改革、发展和稳定，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法说是改革要压倒一切，如果改革真的压倒一切，造成社会秩序不稳定怎么办呢？我们也很难完全说发展就是压倒一切，一味地发展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当然也有问题。
但是，稳定压倒一切包含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思想，即人治的思想。或者说，稳定压倒一切，弄不好又变成了人治复辟的一个土壤。论及稳定压倒一切思想的根源，很重要的一点仍然是没有法律的标准，而是根据各级领导的意志来决定。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政府和社会。改革开放前，社会本身没有多少自治力量，政府干预了人民生活中的一切领域。
如果不解决好政府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看到，改革偏重于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
然而，最近一些年，我们发现政府的功能又在加强。首先体现在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政府和社会已经逐渐改善的关系，又面临着倒退的危险。这必然造成对民营企业的巨大伤害。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个重组、调整。
第三个问题就是怎样解决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
我们很少注意人权的问题。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人权是不能谈的，是属于异己的力量，属于资产阶级在倡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私权的压制，应该说是很严重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明显的改变。市场经济的法律、私人财产的保护，乃至于最近《物权法》的通过，都大大提高了人们对私权的意识。
然而，社会中近期出现的拆迁问题，河北大学的撞车案，都体现了人们思想里根深蒂固的公权至上。
同样，私权的滥用也仍然存在。我们在法律上，对于什么叫私权的滥用，什么叫公权的滥用，还缺乏一个标准。所以，我很担心中国法制的前途，会因为私权的滥用，甚至公权的滥用，而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四个问题就是法制和法治的关系。法制到法治，是一个很高的升华。法律作为制度来说，是有好有坏的，判断法律的好坏不仅仅是看它是否给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人权和幸福，而且还要看它本身是否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否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如果我们承认法律有善法有恶法，那么恶法是不是法？法官对于恶法是不是要执行？怎么来判断善法还是恶法？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就反映出来了。因此法律如果没有一个理念的思维，是很危险的。
那么法律的理念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是公正的，就是平等，就是正义，就是自由，就是人权。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这一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本身既有中国的特色，又有普适性原则。
我总体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的法制有所倒退，或者说是进两步退一步。
结构调整动真格了
——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
金融危机爆发后整个全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逼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意味着中国原有的小国思维已经无法持续。
在这种大格局下，我对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有两个判断：第一，经济的发展态势可以期待；第二，经济结构将会发生重大改变，尤其是未来五年。
很多人将中国和日本相比，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今天的中国仅仅相当于日本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GDP只有四千美元的赶超型大国，这就意味着仍然具备后发优势。
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根本区别是不仅拥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的经济发达地区，还有贵州、云南、广西等这样仍具蓬勃向上提升空间的地区。
三个因素将引领中国经济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首先是城市化，城市化将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47%的城市化率不仅在总量上。低于其他国家12个百分点，而且城市化的质量非常差，47%的城市人口中包括了至少5%到10%的外来工，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其次是消费增长。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可支配收入往往先涨一步，消费一步一步调整。很多迹象表明消费已经开始起飞，过去两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出口的贡献率，达到4%左右的水平。
最后是产能的绿色化。如果将以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产能进行合理置换，将拉动经济每年1-2%的增速。
至于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速，我认为最有可能是9%左右。
第二，未来五到十年经济增长态势可以维持，但是结构一定会出现重大改变。
首先一个改变是，未来五年，内需会有一个实质性的上升，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具备了结构调整、内需提升 的条件，包括工资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完成。此外公共建设基础设施仍然有需求，投资仍然有空间。过去五年，贸易顺差已经从GDP的10%下降到 4%，不出五年，西方将无法用中国依赖外需的借口来打压中国。
其次，将会出现制度创新，包括房价上涨以及收入分配等现象将会逐步缓解。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将超过社会工资平均增速。房价方面，政府将会找到比较合理的方法，包括向香港或者新加坡学习在公共制度层面上进行创新。
第三，经济结构将更加节能减排、环境友好和绿色发展。一方面来自国际国内的压力非常大，另外一方面老百姓自发形成了对环境、绿色出行方式以及清洁空气的需求。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方面的进步不可避免导致未来对资源、能源、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其他污染物排放进行定价。
最后，我认为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结构调整动真格了。
政府操作方式过于企业化
——盖茨基金会驻京办事处总代表叶雷
2001年，有一个经费完全由盖茨基金会支持的全球疫苗联盟，其中一个项目即乙肝疫苗计划免疫。中国老百姓每年最大的一个疾病负担就是肝癌和肝硬 化，其中的95%影响到30－50岁这部分人，中国将近9%的成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十年二十年以后一部分人会产生所谓长期慢性肝炎，肝硬化造成肝癌。可 就在中国这样一个受肝病影响这么大的国家，这种可以100%预防肝病的疫苗，推广上就遇到了困难。它在中国生产，价钱也不高，卫生部也同意，疾控部门也同 意，可是事情进展不起来。我后来分析，发现这里面有利益冲突：中国60%的孩子，其家庭已经有经济能力购买这个疫苗，三针共35元人民币，可如果规划成计 划免疫政府购买，那三针可能就变成八到九块钱，虽然覆盖率从60%变成95%，厂家的利润却降低了，接种疫苗医院的利益也受损。正是这种利益关系，给疫苗 推广造成了困难。
作为一个服务单位，中国的疾控中心为什么把利益看得这么重？中国的事业单位，有政府的职责，也有盈利指标的要求，或者拿的经费只有一部分，还需要用 各种方式，以盈利的方式去争取。政府应该给这个事业系统100%的支持，而且禁止其任何盈利行为。比如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是公务员待遇，它根本不用 想怎么赚钱。
中国政府的操作方式实际上比西方政府更企业化，因为它总是在设定目标，而且不会考虑或者顾虑到别的外部因素。中国所有硬件的发展，都是容易测量的。 政府扶贫办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今年重要的工作就是村村通公路。硬指标可以量化，这是企业化的管理。但挑战在于，如何在降低社会不公、降低贫困的问题上， 把一些合理的指标，可行性高的指标做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工作体制的例子。现在盖茨基金会投入很大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改变孕产妇死亡率，即孕妇在怀孕中及生产后一个礼拜内死亡的比例。最近二三十 年来，在全世界，这个指标都降不下来。1999年，中国总结所有近年没有进展的指标，其中就有孕妇死亡率。实际上如果妈妈在医院分娩，死亡的机会是在家里 的十分之一，可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西北、西南很多农村地区，在家分娩率超过50%。我们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和卫生部一起做了一个实验，不把 孕产妇死亡率作为指标，而以住院分娩率代替。后来，我们发现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不住院分娩，是因为收费不透明，他不知道他去医院以后，这次账单是多少。因此 我们把价格定出来，住院分娩不超过250元。一年多以后，住院分娩率从原来的20%、30%上升到60%、70%。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一下就把这个指标 变成任务推出来了。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50%，是全球唯一下降的地方。可见，怎样定指标，也得有策略，这是中国政府需要 注意的。
另外，中国医疗体制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以药养医，这就导致医生为了挣钱吃饭，就要多开药。中国人看不出来这个问题吗？看出来了又为什么不去处 理？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感觉上都很好，但一些工作模式、策略方式有问题，中国政府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不但能很快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能帮助 很多别的国家。
政改的中国路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政治改革很多年以来被人们滥用、曲解，以至于今天这个概念好像变得非常敏感。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讨论政治改革，对政治改 革没有统一的定义，西方学者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定义为民主化。我个人觉得，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包括中国，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得多。我这些年 一直在强调，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民主不能替代国家建设。邓小平先生所强调的也是国家制度建设，针对的主要是体制问题，包括权力集中的体制、领导人的专 制、滥用权力、腐败等，此外他还说到政治改革和其他方面协调的问题。这些理念，从邓小平先生到现在的领导人是一致的，温家宝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 大部分都是邓小平1986年就讲过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人中国人都不会怀疑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很多人对政治改革能否带来成果，抱怀疑的态度，大家关心的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无论改革的话语，还是改革的实践，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少。近年来“左”“右”两派关于政治改革影响的争论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左”“右”两派对市场经济争论的时代。我觉得，“左”“右”两派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是处于无谓的争论当中。一些右派， 把西方看作先导，也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但他们简单地认为，一旦选择西方的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一旦提到政治改革就如临大 敌，把民主化看作是西方针对东方的大阴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空谈政治改革，不看现实，为了争夺话语权，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成功的一面，而故意忽视这个 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不进行政治改革很难维持现在的体制。对此，我觉得应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思路。改革 本身不是某一个理念和价值，而且一旦把技术性和工具性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就很不容易达成共识。这个角度里来看，我个人更愿意强调技术性。
我认为政治改革可以分解为国家建设和民主化。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而民主化本身也可以做进一步分解，可以分解成差额民主、协商式民主。对 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我们看到内在的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全面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 在后。
回到邓小平1980年所提的至今仍没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党政分开，合理分工，后来就 不提了。目前，中国所有的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多地卷入行政事务，而政治事务荒凉。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 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政治最核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政治责任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体制是集体责任制。邓小平非常早就 强调了，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是各种利益的组合体，很多场合，集体决策演变成没有人负责任。我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 人，制定一个方向必须通过党来实现，这就涉及民主问题。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党内民主、领导民主，这个提法非常好。我上面所说的对于民主 本身，要有一个分析，可以做一个优先次序的排列，首先实现什么样的民主。
第一是前期民主即票选民主，也就是说党内民主要优先于政府民主，中央民主优先于地方民主。第二就是怎么跟党内机构共处，就是党支部跟新的民主怎么相 处。纵向看，如果下级政府是选举出来的，上级不是，这就出现合法性下降，上下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因此，票选民主先要解决党内的权力交班的问题，党的权威 就可以得到确认，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协商式的民主，如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等。最后，中国的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但要改进和改善，现在主要是包括人 大、政协和司法。人大、政协是代表机构，如果代表与人民之间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要改进代表的产生办法。司法独立问题是更为重要的问 题，司法的政治化已经对中国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一个社会基本正义的最后防线。人们不相信司法，往往通过其他政治化的方式去解决，集会、游行、抗 议暴力等。政府针对这样的情况，很难利用法律来消弭，这样你来我往，法律就是一纸空文。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非常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 中国走向法制的第一步，基本国家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制。
法制、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在已经出现的方向往前走。
房价本不应是房地产的话题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中国的房地产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发展阶段，现在到了一个沉淀的年代。所谓沉淀年代，是讲要将所有的追求，回到房地产的本质上来，即为社会、为大家提供的建筑产品能不能反应时代的特征。进而，所谓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就是通过产品，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中国的城市化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我想会影响到今后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否环保、有效率，是否有文化积淀，以及城市规划、建筑风格如何，这些在这个时代已经大部分确定下来，为今后的生活方式埋下了伏笔。可惜的是，现在对房地 产建设方面的话题不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而是房价。
房价尽管广受关注，可它是一个结果。究其原因，房价受供应和需求的影响。房子的供应主要取决于土地的供应。多少年来政府的政策一直限制土地的供应， 政府不供应土地，开发商想再大的办法也增加不了房子的供应量。我们看到，许多城市每年的供应计划都完成不了，这造成了今天许多城市房子的供应不足，房价快 速上涨。
根据中国法律，农村土地不能建房，这样实际上在法律上把中国的土地一分为二，在农村土地上建的房子叫小产权房，是非法的。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在法律上面，把农村的地和城市的地统一起来，此外把农村户口人和城里人统一起来。这才是治理高价房最关键的因素。
增量土地不让建房，而现有的存量土地拆迁困难，出现了好多恶性事件。人们觉得罪魁祸首都是房地产开发商，其实解决的路子只有一条，就是要尽快出台明确的法律，把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所有的问题在法律层面上解决，而不是通过暴力。
另外，房子的需求量大，有很多的原因，如城市化的建设、中国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后大量的钱流到房地产、居民手中也有大量的存款。现在把房屋首付款 从两成提高到了三成，还有外地人不能购买城市的房子，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房子等，都是临时性措施，但都治标不治本，而且带来的副作用将非常严重。
我们今天面临语言的困境
——陈丹青
我回国十年以来，几乎到全国一半省份的大学都讲演过。每次都会留大量时间跟台下的年轻人对话。我发现，十年来，学生们给我递的条子，几乎是一样的， 包括提问题的思路、写问题的句式和写字的样子。要不就是行政腔要不就是文艺腔要不就是干部腔。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他们受的教育就是一个统一考试，他们的父 母，他们的老师，差不多也是受这个教育。我们的这一套语言发生了问题，语言的困境直接就包围在年轻人、知识分子当中，当然也在政治家和商人当中。
如果遇到真正的好党员，好的老干部，会一二三四这样讲下来，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讲稿。我尤其怀念毛主席周恩来那代人，他们非常会讲话，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民国人，第一代和第二代共产党员都是“民国范”。民国的语言形态非常丰富，左派、右派，还有中间派，每派的语言风格不一样。“文革”时的语言在 今天看来好像非常可笑，非常粗暴，却仍然比今天“80后”、“90后”出生的人的语言要生动。为什么？因为它的文本、资源实际上是来自民国的。“文革”时 期，一些红卫兵的论战以及他们一些书信都比今天的有意思，有感染力，有兴奋点。
我回来的时候，遇到的第一批学生，年龄多是“70后”，到这两年我遇到的多是“80后”和一部分“90后”，平均年龄实际上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今天有很多“70后”已经是国家栋梁，下一个十年，我相信国家要交到“80后”手上。我个人接触的年轻人，看问题非常清楚，我自己那个年岁的时候远远不如 他们。但我关心的是基本素质，他们跑出来会不会应对，有一个饭碗会不会做事？欧洲人2002年左右开过一个会，讨论再过三十年，怎么跟中国打交道，因为那 时候独生孩子将掌握国家。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受这样的统一考试，这样的一个话语习惯，将来面对国家、社会重任，该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 笼统地说，在今天的中国，我感到了一个语言上的困境，而且我自己也在这个困境当中。
（本刊记者李光敏、吴婷、熊剑锋整理） | 
